mp.weixin.qq.com胡日查 汗八里文艺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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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箭手哲别的历史小屋
关于世界历史与政治的碎碎念，平时康康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和德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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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广州城暗流汹涌，一群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的元老联名给孙中山写了一封火药味极浓的上书。
这些人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一个刚来广州不久的外国人，以及他背后那套令人不安的"歪理邪说"。
与此同时，他们还点名道姓地指控中共领袖陈独秀是"幕后黑手"，更抛出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不出5年，陈独秀就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
这是不是杞人忧天？至少这些人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追随了大半辈子的政党，正在被一个苏联"顾问"用一种自己看不懂、也无力阻止的方式，进行着一场彻头彻尾的"改造"。
那位身处风暴中心的苏联人，名叫米哈伊尔·鲍罗廷 。那年他才39岁，广州城上上下下都尊他为"鲍顾问"，几乎没人在公开场合直呼其名。
坦诚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更像是一段关于抉择、算计与战略的故事：
苏联布局全球的野心，孙中山晚年的最后一搏，全都浓缩在1923---1924年之间，其背后不是"你好我好"的兄弟情谊，而是一场各方目标迥异、却不得不暂时牵手的顶级战略合谋。
电影《非常大总统》中的孙中山形象
1
苏联的算盘：在东方寻找一把"楔子"
今天再回头看这段历史，很多人会习惯带一种滤镜，觉得苏联援助孙中山是"帮兄弟一把"，是国际主义无私奉献。
但在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桌上，情感一文不值，利益才是唯一硬通货。
苏联剑指中国，第一层考虑非常现实------国家利益。
翻开那个年代的地图，中俄之间有一条蜿蜒数千公里的漫长国境线。苏联迫切想继承沙俄在远东的遗产，首当其冲的就是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沙皇俄国留下的国营企业，穿越中国东北境内，连接着苏联滨海诸省与西伯利亚。
用今天的话讲，这是苏联远东战略的生命线，是供应链上绝不假手于人的环节。
但问题在于，控制这条铁路的钥匙，握在北洋政府手里。而苏联跟北京的关系，偏偏卡在另一个死结上------外蒙古。
当时北洋政府坚持认定，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苏联红军早已用枪杆子在那里扶植了一个亲苏政权。原因很简单，前者把外蒙古视为南部安全的底线，是一个必须存在的"缓冲地区"，寸步不让。
一条铁路，一片领土，就这样横亘在苏联与北洋政府之间，成了双方始终无法叩开建交大门的绊脚石。
1924年9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抵达北京企图重开谈判，但问题根深蒂固，绝非一两次谈判能解决。
既然跟"北京"谈不拢，那就需要找"南方"， 这就是地缘政治里最现实的逻辑：Plan A走不通，就找Plan B。
《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
但仅有现实利益还不够。苏联人手里还有另一张牌------世界革命。
1919年，列宁亲手创建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定位是"世界革命的参谋部"。
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拿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战略------"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列宁的逻辑分两步走，环环相扣。
第一步， 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新兴资产阶级，必然会领导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时候，当地共产党人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在民族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就是统一战线战略的出发点。
第二步， 在帮助资产阶级的同时，共产党人绝不能丢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要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贫农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革命的第二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
这套"两步走"理论，就是后来一切国共合作的底层逻辑。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一场志在长远的战略性布局。
定了理论，接下来是选人。
共产国际的目光扫向东方。中国虽然名义上不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在苏联的世界革命地图上，恰好是最完美的那块"楔子"。
于是，共产国际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但选谁当代理人，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苏联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在派出了多批使者做了若干年的考察后认定，当下最值得下注的是孙中山和国民党。
这就意味着，双方的合作选择不是天然的感情使然，而是反复试探、反复权衡之后的"择优录取"。
但新的问题马上又来了------怎么合作？孙中山起初的态度很明确，他不寻求"两党合作"，也不打算跟谁平起平坐------你要么直接加入我。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正是这个"党内合作"模式的推动者。他劝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因为孙中山不愿意两党合作。
最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锤定音，批准了这个策略 。他们表面宣称，这是共产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途径；更深一层的意图则是，执行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够推动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苏俄联合。
别忘了那句话------苏联领导人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演讲中的列宁
2
孙中山的抉择：一次背叛逼出的历史决定
把时间拨回几年前，孙中山也许根本不会理会苏联这些层层嵌套的算计。他与苏俄方面的接触，断断续续已经有五年。
他和苏俄之间，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眷恋"------不是结盟，不是投靠，而是一种若即若离、反复试探、带有期待感的关系。
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曾向各大强国求助。
俄国十月革命刚成功，他就敏锐地嗅到某种可能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孙中山便几次派人去莫斯科试探，希望能与列宁的党结成联盟。
后来，他又调整了目标，希望这个新型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他登上总统的位置，至于诉求也非常实际------给钱，给枪，帮我当总统。
这期间，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通过偶然的信件往来启发了他。
三位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马林和达林------先后登门，试图说服他改造松散的国民党。但一切都还在试探阶段，没有实质性突破。
直到1922年6月，一记重锤砸下（拓展阅读：原本是孙中山"迷弟"的陈炯明，为什么最终与他兵戎相见？）。
陈炯明，那个被孙中山一手扶持起来的粤军总司令，突然发动了叛变。他的部队用大炮对准总统府，把大元帅硬生生赶出广州。
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孙中山辗转避难。这次背叛，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他迫切希望能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开始寄希望于苏俄。
人到了绝境，才会抛弃幻想 。陈炯明这一炮让孙中山明白了一个残酷真相------靠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是行不通的，没有自己的"主义"和"军队"，再有理想、再有威望，也不过是军阀手中随时可弃的人质。
巧的是，苏联那边也有了新情况。
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与苏联驻北京外交代表越飞开始通信。越飞的任务本来是跟北洋政府谈建交，然而他虽经多次努力，始终未能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
北方的门，关了。于是，越飞选择南下，到了上海。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见面，进行多次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至于两人到底谈了些什么，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在历史转折点上，有些关键信息永远留在了那个房间里，我们只能看到结果。
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不久之后，苏联领导人明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国民党改组，以恢复其革命精神。**
被选定来执行这项任务的顾问，就是鲍罗廷。
3
谁是鲍罗廷？
为什么是鲍罗廷？
这个人的履历，似乎专为"世界革命"量身定制。
他生于1884年7月9日，家乡在拉脱维亚。青年时代就已是革命者。1906年被沙皇政府驱逐出俄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11年，直到1918年夏季才回到已爆发革命的祖国。
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由鲍罗廷译成外国文字的。这就意味着，鲍罗廷不是共产国际随便找来的执行人员，他是列宁了解、信任、直接打过交道的人。
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被选为派往各地的使者之一。
他去过西班牙、墨西哥、美国，后来为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在英国被拘禁过。这是一个流亡过、坐过牢、跨越四大洲搞组织工作的老手。39岁那年，他奉召来到中国。
抵达广州后，鲍罗廷展现了顶级组织者的冷酷与高效。
从各方面看，这是一位聪明而性格富有吸引力的人。广州的大小官员们一律尊他为"鲍顾问"，以至于只称其衔、不呼其名。
但鲍罗廷来中国，不是交朋友的。 他带来了共产国际1923年5月给中共下达的一道详细指示------这就是他在广州工作的操作手册。
要求非常具体：
第一，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应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第二，共产党必须施加影响，让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最贫穷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
第三，尽一切可能阻止孙中山与军阀联合。
第四，要求国民党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
除此之外，指示还明确主张积极准备农村暴动以扩大革命。
鲍罗廷（中间大胡子）
苏联人想要的，绝不是一个换了旗号的传统军阀政权，而是一场从底层开始、彻底颠覆既有秩序的大革命。从鲍罗廷在广州的早期活动来看，他的目标大体也与此一致。
1
鲍顾问的手术刀：从修改党章到推行土改
鲍罗廷的第一刀，动在国民党的"骨架"上------再造党章。
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指定成立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纲和党章，为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最关键的是，他任命鲍罗廷为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
鲍罗廷是怎么干的？他直接搬来一套千锤百炼过的模板------以苏联共产党的党章结构为蓝本，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
新党章把国民党分成五级组织------全国级、省级、县级、区级和区级以下。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一切党务，任命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下属各级组织。
在此之前，国民党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松散的政治俱乐部。鲍罗廷给它装上中央集权式的纵向指挥系统，规定严格党纪。
凡在外参加工会、商会、议会的党员，必须组成"党团"，在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在团体中的方向。
这套"党团体制"，直到今天仍是部分政党运作的根本逻辑。
改组的力度有多大？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前后共开过28次会议，起草了措辞激昂的宣言和新党纲，监督党员重新登记，创办宣传刊物，办党校训练基层干部，从各省、大城市甚至海外机构选举代表。
而在基层，登记党员人数也达到新高度。
根据国民党一大的报告，国内登记的党员人数已超过23360人，国外还有约4600人。一个具有全国性组织基础和明确意识形态的现代政党，骨架初成。
但是，改组从来不只是技术活，它必然带来撕裂。
1924年，孙中山（左二）在广东韶关鲍罗廷（左一）及其他苏联顾问
鲍罗廷的第二刀，挥向最敏感的土地问题。
1923年11月，陈炯明部队威胁广州，城里人心惶惶，孙中山对广州的控制也变得不稳固，人们甚至担心大元帅可能被迫出逃。
千钧一发之际，鲍罗廷拿出激进方案------力主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计划，敦促孙中山颁布法令，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搞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和其他权利。
鲍罗廷的逻辑很清晰------这些许诺，将鼓舞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让底层民众成为兵源和后盾。
然而，他严重低估了国民党内部保守派的反弹力度。
原因很简单，孙中山身边那些掌握军队、拥有田产、与士绅阶层利益捆绑的追随者们，坚决抵制。多次激烈磋商后，孙中山选择妥协。
根据鲍罗廷后来的回忆，孙中山同意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再加一项建立农会的规定。
这两条，跟鲍罗廷最初提议的没收地主土地相比，已是缩水版。
但故事还没完。更具揭示性的是------支持孙中山的部队赶走了敌人，但军事危机过去之后，孙中山并没有颁布那项减租法令。
仗打赢了，危机解除了，答应的减租法令，不了了之。
这是理想主义在现实利益面前遭遇的经典失败，它暴露了国民党这个"革命联盟"内部的根本矛盾------孙中山需要工农支持来对抗军阀和列强，却又不得不依赖那些本身就是地主或与地主利益捆绑的军事将领。
简言之，当革命口号触及自己人的钱袋子，口号就只能是口号。
孙中山在广东咨议局就任非常大总统时的会场
5
十一人上书："清党"的预演？
如果说土地之争还只是路线磨合，另一件事就更要命------国民党的老同志们，对共产党人的存在感到深入骨髓的不安。
1923年11月底，鲍罗廷与坚决主张联俄的廖仲恺前往上海，向各地国民党高层解释改组必要性。他们前脚刚走，一封信就追了上来。
11名在广东有声望、有资历的老党员联名上书孙中山。
他们指控称：
党的新体制和起草文献中，充满共产党的操弄；陈独秀是一切幕后运作的操盘手，国共合作不是什么真诚携手，而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
按照这11位元老的解读，这个阴谋分两条战线 ------在资本主义国家煽动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中国，煽动阶级斗争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
上书者斩钉截铁地断言------陈独秀已让信徒渗透进国民党，正一步步准备接管，甚至直接警告孙中山------不出5年，陈独秀就可能被选为国民党领袖。
这句预言，在当时听来也许像危言耸听。但如果放到后来的历史看，它准确得令人脊背发凉。
后来的蒋介石，正是把"防备中共夺权"当作核心政治动员口号，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用一场大屠杀彻底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而党内的路线之争，也正从这一刻起埋下无法弥合的裂痕。
这次11人上书是一个早期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的声音。
这是国民党内"两条路线"之争的第一次公开爆发，也是日后一切悲剧的起点。
孙中山、宋庆龄与永丰舰官兵合影
面对这场信任危机，孙中山的回应堪称教科书级政治手腕。
他在书面答复中指出，鲍罗廷是新党章拟订者，陈独秀根本没参与；跟国民党亲近是俄国人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也是俄国人。他断言，"俄国必定是同国民党合作，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
接着是一句带有明确警告意味的狠话，"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将会被迅速驱逐出党"。
然后，他甩出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金句：不要因为怀疑陈独秀，而怀疑起俄国。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联俄"和"容共"做了策略性切割------苏联可靠，应当信任；共产党不听话，随时可处理，一切在我掌控之中。
但仅有话语安抚还不够。孙中山需要制度性保障来向党内大佬证明：不管怎么改，这个党还是我说了算。
于是，在新党章草案即将定稿时，出现一个意味深长的修正：
新党章草案被修正了，取消了选举党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将孙中山定为领袖，成为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最后否决权。
"最后否决权"五个字，是整部新党章的定海神针。
可以搞民主集中制，可以搞组织改造，可以吸收共产党人进入执行委员会，但最终裁决权，由我一人掌握。这个"补丁"，既是向党内元老派发的定心丸，也是为日后应对一切不可控局面留下的伏笔。
6
海关危机：一场赢得民心的口水战
1923年12月中旬，就在党内斗争如火如荼之际，一场突发的涉外事件，让孙中山和国民党意外完成了一次政治"出圈"。
电影《非常大总统》中的孙中山和宋美龄
当时，广州海关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统一管理，实际控制在外国人手里，总税务司听命于北京外交使团。
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提出要求：分享广州海关在当地征收的关税，理由是过去有过先例。
然而，北京外交使团拒绝了。
孙中山的反应干脆强硬：立即宣布夺取广州海关，另行任命海关官员。
这个举动，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地方争夺财政权的常规操作。但在当时，直接触碰了列强的核心利益。海关收入关联着两项主要对外赔款和外国贷款的财政保证。动了海关，等于动了列强的钱袋子。
列强反应是赤裸裸的武力恫吓------炮舰。
与此有关的列强派炮舰驶来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中山的挑战。
炮舰开到家门口，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待中国的一贯剧本。换作拥兵自重的军阀，也许就服软了。
但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此时有一个军阀没有的优势------懂政治动员。
国民党实力太弱，正面硬刚根本无法取胜。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于是迅速转换战场，把军事对抗转换为了政治宣传，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宣传。
这一招，正是鲍罗廷带来的苏联经验核心打法：不打你最强的军事，打你最软的政治。
结果呢？
孙中山军事层面没能拿下海关，列强炮舰也没开枪挑起战争。但这场危机过后，孙中山由于这次向外国统治的公开挑战，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一个地方政权，敢公开叫板列强炮舰，光是这件事本身，就是那个年代最好的政治广告。
自此，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完全达到了共产国际预期的效果。
1923年10月16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务讨论会
鲍罗廷和苏联人深知，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一件事可以先做：把"反帝"这杆大旗插到国民党手里，让它成为这个党最醒目的旗帜。这一点，他们做到了。
7
国共合作至此达成，但双方裂痕仍在
1924年1月20日，广州。
经过数月紧锣密鼓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政治会议之一。
共有196名被任命或当选的代表，开幕时165名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名代表来自海外支部，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约有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差不多每八名代表中，就有一位跨党成员。
比例不算大，但在一个刚开始组织改造的老牌政党里，已足够让保守派浑身不自在。
大会为期10天，孙中山本人共作7次演说，密度极高。开幕词中他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和要有牺牲精神。
与此同时，大会听取了各地区和海外活动报告，通过了宣言、党章和党纲，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除此之外，大会还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突出了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中途休会了3天，旨在哀悼列宁的逝世。列宁在大会开幕第二天------1924年1月21日去世的------这在当时极具象征意义。
但在光鲜表象之下，鲍罗廷并非事事如意。
第一个挫败：没能把"与苏联结成统一战线"写入宣言。
第二个更致命的挫败：没能说服孙中山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乡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的内容写进宣言。
宣言最终出炉时，呈现的是一个温和的、能为各种社会成分接受的改良主义纲领，承诺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不是鲍罗廷最初想要的革命宣言，而是孙中山在各方力量之间反复平衡的妥协产物。
当大会辩论是否要在党章中加入"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党派"的修正案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问题再次被抛上台面。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站出来做公开辩护------李大钊。
李大钊当场向代表们解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初心是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绝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
他郑重保证，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不会有秘密阴谋，恳请代表们不要对此抱有戒心。
李大钊主题绘作
在那个猜疑重重的会场上，"光明正大"四个字暂时压住了反对的声音，修正案最终被否决。紧接着，孙中山通过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宣示立场------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
10人，约占中执委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这既是向苏联和共产国际释放信号------合作是认真的；也是向共产党人释放信号------给你们位置，但前提是必须服从我这个党的纪律。
8
一个开足了马力的现代政党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改组进入更实质阶段。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开会，组建中央党部，地点就在广州。
一系列现代政党机构开始运转------秘书处负责党务日常，组织部分管人事建设，先后设立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海外、军人等八个职能部。后来，调查部被撤销，其余各部构成了国民党运转的核心齿轮。
老资格党员出任各部领导。其中，两个部长身份非常特别------谭平山负责组织部，林祖涵（即林伯渠）负责农民部。
这两人，都是先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共产党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组成。在当时的政治光谱上，这三位属于"左派集团"。
常委会成员和常驻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保证每周至少开会一次。不在广州常驻的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不是被放空的虚衔，而是被派回北方城市------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哈尔滨------设立地方执行部。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有些人根本不是左派，甚至是后来的激烈反共分子，但此时也被纳入这个全国性组织网络。可见孙中山当年整合各方力量的苦心。
中央各部开始逐步配置工作人员，地方党部也开始发挥作用。
此刻国民党手头的任务清单很清晰------全国范围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根据地组织工人、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
电影《非常大总统》中的孙中山
当然，做这些事需要钱。 于是，鲍罗廷开始时每月拿出约3万元。这是苏联财政援助实实在在的脚注。它让所有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党校培训都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经费、有机构、有执行力的系统工程
自此，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政党，一个最终准备在中国夺取政权的大党。
9
如何建立一直"党军"？
鲍罗廷不是一个人来的。与他一起抵达的，还有一批苏联军事顾问。这批人，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军事顾问们一到，第一时间就给孙中山的武装力量做了一次全身体检。结论只有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他们对孙中山麾下军队的状况感到吃惊------军队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统兵的军官也不够格。
当然，训练不足，装备差，军官不合格都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真正能打且完全忠于孙中山的部队有多少？
答案是"只有孙中山的150到200名卫兵完全忠诚可靠"， 其他的部队都是其指挥官的私人军队。
150到200人，这就是当时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全部可靠武力。其余挂着国民党旗号的部队，名义上受大元帅府节制，实际上只听自己"老板"的。
谁的兵谁说了算，军饷自己筹，武器自己买，地盘自己占。
苏联顾问的诊断是，如果国民党真想统一全国、想在军事上有所成就，必须彻底手术，比如集中税收，采购武器，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军事训练；向官兵灌输共同革命思想；建立统一有效的指挥系统。
诊断精准，但执行比登天还难。政府财力物力本就不足。统一财政和统一军事指挥这两条，正与一些高级将领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的根据地又不得不靠这些将领带兵来保卫。
你既需要他们打仗，又想夺走他们的钱袋子和兵权，这是政治上的死结。
1923年12月，孙中山与警卫营合影纪念
实际情况有多混乱？几个细节令人触目惊心：
其一，兵工厂生产能力极有限，每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兵工厂是商业运营，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可买到武器。
其二，海关被列强把持，动不动搞国际武器禁运，武器进口极其困难。
其三，孙中山自己为笼络各路将领，不得不拿党内高位"分封"。
湘军司令谭延闿、滇军司令杨希闵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委员；粤军司令许崇智、桂军司令刘震寰、豫军司令樊钟秀被选入中央监察委员会当候补委员。
1924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正式委托这些人及其部下在军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这是典型的政治笼络术------给你名分，把你圈进来，希望用"同志"纽带慢慢替代"老板"纽带。
但效果呢？孙中山劝说各地将领接受其派往的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并发给各将领军饷，成效却不大。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竟不得不默许这些人各自为政，在控制区里发给赌场执照或设置"禁烟"机构，以为生财之道。
"禁烟"打引号，就是变相鸦片专卖------一个以革命为旗帜的政权，竟要依赖赌场和鸦片养活军队。差距太大，大到让理想主义者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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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黄埔军校与"党军"的诞生
正是在这种绝望中，鲍罗廷和孙中山形成共识------与其改造旧军队，不如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新武力。
他们的设想很明确------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学校，对入学受训的学生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使其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
国民党一大一结束，计划立即上马。
1924年5月，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城南珠江中的黄埔岛上筹备就绪，向全国中学和高等学校招生。第一期计划招收约500名学生。
这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
校长人选，孙中山点了蒋介石的将。
教官团队堪称豪华。中方主要是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以及云南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苏方则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苏联军官，都在内战中经受过锻炼------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教官，而是从四年血腥内战中杀出来的实战专家。
课程不单教战术，更教政治。亲自登台讲授政治课的有蒋介石本人、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全是国民党最核心的老资格党员。
经费方面，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得到苏联的资助，广州革命政府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苏联军事顾问体系也在加速运转。
1924年6月，苏联派来精通军事的指挥官巴甫洛夫将军担任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7月1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成员包括支持革命政府的主要军事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国民党员。这是建立统一司令部和政治机构的第一步。
不幸的是，巴甫洛夫本人没能看到后续成果。抵达广州仅一个月，他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溺水而死。
在最关键时刻，关键的人就这么没了。
苏联迅速派来了新的继任者------瓦西利·K.布留赫尔将军，中国化名"加伦"。 他于1924年10月抵达广州。这个时间点，正好踩在另一个关键节点上。
加伦到达时，黄埔军校已招第二期学生。
与此同时，由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建的教导团正在成形。这支部队在历史上有响亮称号------"党军"，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
第一师诞生，意味着孙中山和国民党终于有了一支完全听命于党、而非听命于某个军阀的武装力量。这个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就在同一个月------1924年10月，一艘苏联军舰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方向驶入广州港。舰名叫"沃罗夫斯基"号。
它是带着任务来的。
在此前航程中，该舰从敖德萨运送了第三批苏联军事顾问。而这一次，它卸下的最贵重货物是------第一批大量的苏联军火武器。
广州时代的加仑将军（前排右一）
这就是苏联人办事的风格------顾问到位，组织改造，军校建起，然后军舰开进来；真枪实弹，毫不含糊。
从这以后，苏联军火不再走秘密渠道，而是由军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启运，一船接一船送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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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尾声
回看这段被浓缩在1923到1924年的历史，三方力量博弈达到奇妙的平衡点。
孙中山，被陈炯明一炮打醒的老革命，用"最后否决权"锁死个人绝对权威，转身却毫不犹豫拥抱苏联的组织技术与军火援助。
他知道这是一场豪赌，但除此之外已无牌可打。
苏联，在东方找到支点，把"楔子"钉进帝国主义远东防线缝隙，把自己的革命模式、组织经验和军火生产线，远隔重洋输送到一片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却寄予厚望的土地。
而那个叫鲍罗廷的拉脱维亚人，每月拿3万元经费，开28次会议，起草党章，创办党校，设计宣传机器，在土地革命理想与广东军阀既得利益之间反复斡旋。
他想把国民党彻底改造成心目中的革命力量，但终究也要面对一个古老道理------可以重塑一个组织的骨架，却很难在短时间内移走它扎根的现实土壤。
三方各有所图，各怀心事，最终在1924年那个时间点紧紧握住彼此的手。
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合谋"，用最冷酷也最务实的方式证明一件事------在当时的中国，组织、主义和枪杆子，是改变命运的最硬通货。
1924年很快就过去了。
从这以后，无论后来的路是同胞还是仇敌，是蜜月还是血雨腥风，这颗被联手种下的种子，终将以所有当事人都未曾完全预料到的方式，深刻地塑造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走向（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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