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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的第一场外交冲突，如何拉开大清崩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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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weixin.qq.com刘志斌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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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

这本是大清朝上下都应庆祝的好日子，因为太平天国最后的残部，昔日翼王石达开麾下的李文彩在率军窜迹西南近十年后，终于弹尽粮绝，被逼入绝境，于思州和镇远之间的牛塘被清军团团围住，力战而亡，此后数年，苗疆再无大乱。

然而对李鸿章来说，他却乐不出来。

因为有一件棘手的麻烦，此时正摆在他面前------日本使臣柳原前光自东洋远渡而来，要求修改刚刚议定完毕的《中日修好条规》。

这让李鸿章暴怒不已，他自同治三年（1864）起，便对日本多有关注。同治九年（1870），日本遣柳原前光等人来华，与清廷商榷通商签约事宜。本来总理衙门中奕䜣等诸大臣以为日本毕竟是东亚国度，与西方列强不同，通商倒还好说，签约委实不够资格。但李鸿章却被柳原前光谦卑的姿态所打动，硬是以"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的荒谬理由力主签约。最后清廷被李鸿章说服，任命他为全权代表大臣与日本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驳回日本所草拟的底稿，另行拟定一份草案，逼得日本于同治十年（1871）九月按照这份草案签署《中日修好条规》。条约第一、二条约定，中日两国"被敦和谊，与天壤无穷"，若遇他国开衅，"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签约完毕后李鸿章志满意得，却不承想签约仅仅数月，日本便要求修约。因此他勃然大怒，直接将柳原前光拒之门外，这位日本使臣在李大人的衙门口前徘徊近一个月之久，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严。

《中日修好条规》，上有中方代表李鸿章和日方代表伊达宗城的签字

不过这份条约到底有什么不利于日本的条款，以至于他们宁肯得罪大清，也要毁约再修呢？其实说来好笑，这份条约共计有条规一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乃是极为著名的"双向不平等条约"------盖因中日两国对国际条约全都一知半解，因此双方在订约过程中参考了自己与列强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后竟然约定彼此互享治外法权，通商事宜效法列强，兵船可"往来指定各口"。

要命的地方就在这里，明治政府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前夕完成"废藩置县"之举，预料之中各藩国的武力抵抗并未出现，这使得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一夜之间大为加强。随后，"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意图与欧美各国修订之前所签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因为1872年原本就是之前许多条约的期满之日，以此为契机争取权利，合情合理。然而就在这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日本人再度审视自家签过的条约忽然发现，中日之间刚刚签下一份"双向不平等条约"，若是欧美各国拿这份条约说事，拒绝修约，自己也难免理屈词穷，所以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派柳原前光来华商榷修约事宜。

不过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李鸿章在怒斥柳原前光之余，也开动脑筋，试图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最终李鸿章还是从欧美各国身上找到破局之道，他表示国际规则最讲信用，而日本既然要与万国修好，那条约朝签夕改、失信诸国，岂非取祸之道？最后到底说得柳原前光哑口无言，日本政府知难而退。

只是日本人的野心，当真如此容易被劝退吗？

引爆日本野心的导火索

自以为得计的李鸿章并不知道，柳原前光修约失败，无非是日本从大赢变成小赢而已。自打《中日修好条规》签订的那一刻开始，"失败"这个字眼便从日本政客的词典里抠掉了。

鸦片战争以前，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石乃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在地理上居于东亚中心，在文化与经济上辐射东亚各国，通过册封与朝贡的形式，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国际关系，并向藩国提供武力庇护。

对于孤悬海外、长期徘徊于东亚宗藩体系边缘的日本来说，他们既向往华夏悠久灿烂的文明，更垂涎于宗藩体系内东亚的广袤土地。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以"假道入唐"之名悍然侵朝，最终引来明军援朝反击，是为万历朝鲜之役。这一役的败绩虽然暂时斩断了日本伸向东亚大陆的黑手，却没能彻底断掉他们染指他国的野心------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萨摩藩派兵大举侵琉，以武力逼迫琉球向其纳税，并以琉球为跳板，绕开德川幕府的锁国体制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虽然萨摩藩因忌惮中国出兵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将琉球吞入腹中，并为此设计了极其复杂的规定，以隐藏自己与琉球之间的真实关系。然而在这层"保护色"下，日本却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真正迈出吞并琉球的关键一步。

迈出这一步的前提，便是借助东亚原有的"宗藩体系"，来混淆"万国公法"。

所谓万国公法，乃是近代以来于欧美国家间逐渐形成的国际法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视角下，琉球虽然是中国藩属，但中国许其自治，令其自成一国，显然它也可以算作一个独立国家。退而言之，就算琉球不是独立国家，那与借助地利之便私下胁迫琉球缴税纳贡的日本比起来，中国无疑更有资格做琉球的宗主国。

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必须首先在"宗藩体系"内获得与中国相同的地位。而《中日修好条规》无疑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所签订的国际条约，足以说明日本已经成为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国家。在订约过程中，日本更是极力在"中国"二字上大做文章，声称"中国之东有满洲、朝鲜，以西有西藏、后藏、昆仑山"，因此条约开首处必称"大日本国"与"大清国"，万不可写"日本"与"中国"。其言外之意，便是"中国"与"满""藏"等地并非一体。然而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论，竟然在订约过程中被李鸿章所接纳，他在此事上给清廷的解释堪称一绝：

所有条规开首，浑含其词，及章程内分写两国，仍称中国及日本字样，均尚得体......

因为条约内部各款中使用了"中国"与"日本"，所以开头的地方便可"浑含其词"，这堪称阿Q精神的极致。要知道昔日隋大业三年（607），日本国王自称"日出处天子"致书隋炀帝，引得杨广暴怒------即便是这样一位昏君，也明白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道理。果然自条约签订之后，日本便立刻"身价百倍"，天皇自比皇帝，幕府自比国王，而朝鲜、琉球诸国则沦为"下国"，"宗藩体系"至此，终于被撬开一条缝。

柳原前光。日本政府在1872年派使臣柳原前光来华，试图修改《中日修好条规》，被中方拒绝

很快，两个"上国"便因为"下国"的一场意外，爆发了近代史上中日间的第一场外交冲突，而天朝的崩溃，也就此拉开序幕。

众所周知，琉球群岛位于台湾岛与日本之间。茫茫大海，风浪难测，因此一遇台风大浪，船只偏航甚至倾覆，难免就会有难民流散诸岛。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漂风难民"，中琉彼此对"漂风难民"一般都多有优待。

只不过这段中琉互助的佳话却存在一个小小的问题：若是风浪无眼，将船只吹到台湾岛东侧，那可就要了大命------那边居住的大多是岛上"生番"（清代文献对台湾部分高山族的称呼），不服王化，语言不通，见到"漂风难民"往往是穷搜财物、男性杀光、女眷劫走，而中琉两国对此则一筹莫展：清代台湾开发程度有限，"生番"凶猛异常，又不服管辖，别说官府，就连洋人炮船他们也不放在眼里。1867年，美国商船"罗发号"遭遇海难，漂至琅峤十八社------也就是今天的台湾省屏东县恒春镇一带------结果船上13人被当地高山族人斩杀，只有一个机灵的华人水手逃出生天。消息传出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勃然大怒，迅速组织军舰两艘、水兵近二百人前去讨要说法，著名海军将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的外甥小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Slidell MacKenzie）少校在这场战斗中率兵登陆，不料却被土著击毙，"生番"战斗力之凶猛，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中国与琉球在这个问题上早有共识：若是有船只漂到"生番"地界遭遇不幸，那中方只管抚恤幸存者，并将他们好生送还，至于罹难之人------那就只能说声对不起了。结果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恰逢中日两国刚刚签署《中日修好条规》之际，一艘名为"山原号"的琉球船只遭遇台风，漂至台湾八瑶湾，靠岸之后因为船只损坏，幸存的66人只能冒险上岸，寻找生路，几经辗转之下误入被当地汉人称为"大耳鬼"的排湾族牡丹社领地。

高山族一社，也就是一个部落。好消息是牡丹社在当时的高山族中开化程度相对较高，起码不会见人就杀；坏消息是琉球人跟他们语言不通，而"生番"恶名在外，因此琉球人在牡丹社稍作休息后便开始担心这些"生番"会对自己不利，决定继续寻找出路。而这些人一走，迅速引起牡丹社人的怀疑------莫非这些歹人是来打探我族聚落位置、准备引兵来剿的？那可万万不能将其放走啊！

在高山与密林之间，一场致命的追逐就此展开。海难幸存的66人中有54人惨遭屠戮，只有12人侥幸得逃，在当地汉人帮助下被送往台南府城，被清朝官员好生安抚一番后再转至福州琉球馆，最后乘船归国。

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八瑶湾事件"，本来依中琉惯例，事情到此便可告一段落。然而一个人的意外到访，却为这件事情带来无穷的变数------他就是昔日"罗发号"事件中组织军舰炮轰高山族部落、却最终铩羽而归的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

用中国人的话说，李仙得"素有大志"，他本是法国人，却因为娶了一个美国媳妇而获得美国国籍，并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投身军旅，战功卓著，从而获得名将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的青睐。不过战场得意情场失意，在战争中他被打瞎一只眼睛，从此妻子离他而去，所以他伤心之余远赴东亚，做了美国驻厦门领事。这样一位领事，自然是锐意进取，总想着建功立业。自"罗发号"事件后，他便一直主张台湾高山族不慕王化，必须要有人管起来，并强烈要求大清官员派兵驻守高山族领地，修筑炮台灯塔，此事当然被清廷官员以极为娴熟的官僚手段敷衍过去，不料却成了李仙得心中的一根刺。他从此热衷于研究台湾地理形势，又精研国际法，抛出"台湾生番之地不属中国"的谬论，试图打动自己的上司，在东亚做出一番大事来。然而，当时的美国驻中国总领事对此态度暧昧，让李仙得大感失望。

1872年，李仙得领事任期结束，本来已经出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早已为他安排好驻阿根廷大使的角色，然而此事却因为他乃是法国人出身而被迫告吹。百无聊赖之际，他只得登上返美的轮船，准备先行回国，另谋东山再起。就在轮船于横滨逗留之际，日本外相副岛种臣与之进行会面，这两人一个是帝国主义奇葩，一个是东亚野心大家，会面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李仙得马上意识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国驻外大使似乎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归宿，"日本驻台总督"岂非更加理想的选择？而正苦于不知如何为日本谋求更广阔空间的副岛种臣则与他一拍即合，后来参与制订侵台计划的大隈重信曾回忆说："副岛外相遇到一位名叫李仙得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副岛就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日本应该吞并韩国、台湾和满洲，形成半圆围堵中国。"

李仙得的到来，将刚刚在"宗藩体系"内擢升自己地位的日本，带上另外一条驶向战争的快车道。而风波初定的"八瑶湾事件"，正是日本借以寻衅开战的最佳借口。

版画，1856，描绘了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的船队停泊在那霸港。1854年，马修·佩里率领的黑船打开锁国时期的日本国门，因此又被称为"黑船之变"。在进入江户湾之前，佩里的船队曾停泊在琉球那霸港

明治政府的侵台之路

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日本派出以外相副岛种臣为首、由柳原前光担任副使的使团来华换约，并祝贺同治皇帝亲政。而使团中赫然还有一张美国人面孔------那正是以外务省顾问身份随行、誓要在东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李仙得。

李仙得，1866年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后在1873年日本出兵中国台湾时出任西乡从道的"辅翼"

其实若只为换约，副岛种臣早就可以出使中国。然而在他与李仙得促膝长谈后，野心早已无法遏制，因此他硬是等到1873年，领到天皇颁下的《为生蕃问罪委让全权》与《为生蕃问罪与中国交涉方法四条》后才启程访华。毫无疑问，他此次访华的重中之重，就是与中方就"八瑶湾事件"进行交涉。

李仙得在中国台湾调查时绘制的恒春半岛地图，在今垦丁位置标注了"罗发号船员登陆处"（where the Rover's Crews landed）

然而使团抵华之后，副岛种臣却将工作重心放到觐见同治皇帝的礼仪细节上，并就是否以三揖之礼代替跪拜、能否比照各国公使待遇头班觐见皇帝等问题与总理衙门纠缠不已。双方纠缠到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二十六日，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副岛种臣甚至提出要终止觐见，提前回国。然而就在第二天，柳原前光忽然杀到总理衙门，抛出早已尘埃落定的"八瑶湾事件"，质问中方为何不严惩杀人者？

这突如其来的发难让总理衙门内的中国官员一头雾水，他们大惑不解地反问柳原前光：琉球乃大清藩属、"生番"归属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那么又"何预贵国事"？

柳原前光对此早有准备，他坚称"中世以来琉球就一直隶属于我萨摩"，因此日本将"琉球人等同视为我国民"，所以要求中方"惩戒台番"。中方官员只觉得日本人莫名其妙，随口答道各国都有番民，如日本之虾夷番、美国之红番（印第安人），都是不服王化之属，而"生番系化外之民"，又如何能够追究其责任呢？

成了！

这次中日换约事件堪称中日外交史上的一桩经典案例，日后学者们复盘此事，发现日本假借换约与祝贺之名访华交涉，实则不过是想借机讨要侵台口实，而这一切又被细心掩盖在了觐见同治皇帝这一中方最为关切的外交活动下。在长达两个月的反复纠缠下，日方一直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真正的外交企图，最终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一者清廷官员没有对柳原前光"琉球人等同视为我国民"的言论进行批驳，在日本看来相当于默认了"琉球属日"；二来总理衙门"生番系化外之民"的言论落了日方口实，此事日后被日本大肆炒作，经过一番滑坡谬误后衍生出"生番所居之地无主"的荒谬结论；三来李鸿章等人虽然对日本忽然提及"八瑶湾事件"心生警觉，但是先前的觐见纠纷却让他们以为这不过是日本借机发难的筹码，自以为只要允许日本与欧美列强一道头班觐见，便可将此事轻轻揭过，以至于坐失战备之机。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7月下，原标题为《天朝的崩溃晚清中日琉球问题交涉始末》，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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